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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军报:公仆情怀——湖北省来凤县离休干部张富清纪事之二
2019年05月29日  来源:   访问次数:

解放军报记者 杜献洲 安普忠 邵薇 王通化

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。

奖章正面是“人民功臣”4个金色大字,下方刻着“西北军政委员会颁”,颁发时间是1950年。有博物馆希望收藏,张富清说:“现在还不舍得,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。”

他珍视“人民功臣”的荣誉,却从未把自己当“功臣”。

从部队到地方,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,“人民”二字,永远写在前面、刻在心上——作为一名革命军人、党员干部,这是他的初心、他的坚守、他一生奋斗的源头。

每次,都是“最需要的地方”

军人,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上级一声令下,深爱部队、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,纵怀着万般不舍,也毅然脱下军装。

1953年7月,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,先后在天津、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,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。

当时,新中国百废待兴,需要干部。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:一,留在城市,生活条件好,发展空间大;二,回陕西老家;三,响应党的号召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新中国成立了,仗也打完了,母亲一直盼他回去。打了那么多仗,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,却见不到儿子的身影,日夜思念。

“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?从内心讲,我想回陕西老家,但我没有说。因为我是党的干部,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,到艰苦地方去。”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。

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,恩施偏僻艰苦,最需要干部。他一听,就要求到恩施。随后,他又到了来凤——因为在恩施,来凤地处鄂、湘、川交界,最偏远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那里苦、条件差,共产党员不去,哪个去?”他心头涌起的,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。

1955年1月,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,从武昌到巴东,然后赶往恩施。当时,从恩施到来凤,坐车要走一整天、“两头黑”。

“凤凰来仪”之地来凤,虽有美丽传说,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这里“高山丘陵,交替连绵”“河流沟溪,纵横交织”。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,一待就是64年。

孙玉兰,是张富清探家时认识的同村姑娘,当时是村妇女主任、共青团员,虽小他11岁,但认准了这个军人。他们在武昌结婚。

到来凤,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。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。在粮食短缺的年代,这个岗位“权力很大”。

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,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。

当时,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,难以保障供应,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、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。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,意见很大,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。

一天,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,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。

“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,只有粗米。”张富清解释说。

“我只要细米!”管理员口气很硬。

“你们要吃饭,群众也要吃饭,我只能按规定供应,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。”

张富清的答复,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。后来,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。这位领导“提醒”张富清:“该照顾的单位,还是要照顾。”他却毫不松口:“供应上我一视同仁,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。”

张富清想,要减少矛盾,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。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,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,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。

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,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,主动向他道歉,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。

1955年9月,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,结论是:“能够带头干”“群众反映极好”。1956年5月,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,任职不久,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。1957年3月,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,毕业后,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——农村。

驻村,“比打仗都难”

1959年初,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,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——三胡区任副区长。

当时,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:三胡的人,都是吃稀饭的,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,准是三胡的。

此言不虚。到了三胡,张富清发现,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,营业计划完不成,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。

在张富清的努力下,用了一年时间,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,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——提高粮食产量。在区里统一安排下,他开始上山驻村。

到三胡后,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: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,有的群众没衣穿,“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”……

贫困的情景,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,沉甸甸的。

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,但毕竟杯水车薪,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。

他下定决心:“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。过去打仗死都不怕,现在还怕困难吗!”

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,住进最穷的社员家。在社员家里,无论吃的是玉米、土豆、红薯,还是野菜,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:一餐半斤粮票,一天3角伙食费,一个月3两油票,三五天结一次账。

虽然他交的伙食费,远比吃到嘴里的多,可刚开始,社员并不欢迎他。他们认为张富清是“区里来的干部”,干不了农活,是来添乱的。他组织生产,有人说:“我们连饭都吃不饱,没力气干活。”

张富清琢磨着:要打消社员的疑虑,只能靠实际行动。

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,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,并留心观察,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,“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”。

“背粪上山,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,身上、衣服上,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……”他知道:同大伙儿一样出力,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。

那时,家家房子不宽裕,更没有多余的床。他就找间柴屋,铺上稻草当床。晚上,刚躺下,蚊子、跳蚤便开始“联合攻击”。他拿手帕、衣服驱赶,实在赶不走,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。早上起来,浑身是包。后来,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,但只能管个把星期。

不管多苦、多累、多困难,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。他陕西口音重,怕社员听不明白,就总是放缓语速,慢慢地说话。

晚上,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,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;空暇时间,他帮社员打扫院子、挑水……

社员吃不饱,他更吃不饱。可当着社员的面,他不能表现出来。有时饿得难受,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,舀点水喝,然后接着干。

一天晚上,张富清回区里开会。由于干了一天农活,吃得又少,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,当路过一座桥时,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。

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,这才躲过一劫。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,心疼地说他“命真大”。

每月,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,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。农忙季节,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。孩子们想念爸爸了,就翻过一座座山,跑到村里去找他……

“说实话,下乡驻村的时候,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。”回忆起当时的艰辛,张富清至今感慨。

“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,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,一家人说说家常。”

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,宁愿放弃干部身份,悄悄去抓黄鳝挣钱。

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,他只认一个理儿: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,共产党员不干,谁干?困难面前,共产党员不冲,谁冲?

春风终化雨。同吃同住同劳动,社员们对张富清,从抵触到有感情,最后情同手足。最令他欣慰的是,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。

但是,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,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。少则一年,多则两年,他就要转移一次“阵地”。20年,他总是从一座山,搬到另一座山。

他和他们,“已如土地和庄稼”

十年浩劫,张富清也未能幸免。1975年恢复工作后,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。虽然挨过整,虽然已年过半百,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,大部分时间去驻村,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、不通公路的高洞村。

1977年,国民经济好转,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,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。

路,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。上任时,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,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,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。

修路时,张富清一直铆在那里,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。他说:“党员干部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。”

冬季农闲,是修路的好时机,但空气湿冷。为加快修路进度,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。有的人不想上工,他就耐心去动员。

每天天刚微亮,他就起床,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,一直干到满天星光。哪里难修,他就赶到哪里。

没有专业工具,就用农具开山挖土,靠肩挑背驮运石头,修路基。碰到大石头,实在凿不动,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,节省着一点点炸。

施工强度高,粮食却很少。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“顺口溜”:“早上浑个个,中午剁一剁,晚上现场和”,意思是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。

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,路终于修通了。虽然是条泥土路,但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。

那些年,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。

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,尤其是桐油,“浓度高,色泽金黄,粘之可扯成丝”。当时,社员们靠山吃山,却“吃”错了方向,没用好这棵“摇钱树”。

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。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,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,禁止砍伐和放牛;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,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,栽上油桐树和茶树。

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,借鉴经验,办起林场。此外,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,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,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。

两年后,汗水换来收益,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,群众生活明显改善。

很快,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,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,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。

令张富清欣慰的是,如今的卯洞,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,还打出了“来凤桐油甲天下,卯洞桐油甲来凤”的广告。

1979年夏,随着一纸调令,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、离开大山,回县城任职。消息不胫而走,群众依依不舍。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,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。

一时间,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。公社连忙通知: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,不要来人太多。

即便下了通知,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,一开门,仍满眼是人。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,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;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,有的捧着吃的东西……

令他泪湿双眼的,何止这一次!当年,他被打倒,停发工资,断了生活来源,但早上一开门,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。悄悄送来,不留姓名,至今不知是谁送的。

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,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。20年间,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,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“我可以照顾你,群众怎么办?”

张富清转业初期,按照国家政策,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。

1961年,时逢三年自然灾害,为了共度时艰,国家开始精简人员。

此时,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,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,供销社归他分管。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,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“铁饭碗”。

“我又没出问题,没犯错误,为什么拿我开刀?”一开始,孙玉兰想不通。

“执行党的政策,不从自己做起,怎么落实?”张富清劝说妻子,“你下去了,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。”

妻子“下岗”了,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。

1955年至1962年,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,两儿两女,家庭负担本来就重,少了一个人的收入,生活更加捉襟见肘。曾喜欢抽点烟、喝点酒的张富清,全都戒了。

1963年,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,“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”。孩子们下午放学,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。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,就是饥饿。

上世纪70年代,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。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,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,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。

他开导儿子:“我是你的父亲,但更是党的干部,我可以照顾你,群众怎么办?”儿子很理解,到林场住在茅棚,种地、植树,一干就是几年。

“人,要靠自己。如果考不上学,自己想办法,不要指望我。”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、不说重话,但他的以身作则,就是威严。

今天,这个家的家风依然。

他的4个孩子,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,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,当上了干部或职工,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,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。按照他的“规定”,此次各路记者采访,除了小儿子张健全,其他子女、孙辈都不能露面。

“和牺牲的战友比,我很满足”

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,有人说他“有吃的不吃,有用的不用”。

他说:“我不是留恋过去,而是要有个满足。”

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——牺牲的战友。采访时,他说:“和牺牲的战友比,我还活着,吃的住的都好,我很满足。”

多年来,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,每月工资发下来,先交党费,再买生活必需品,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,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。再紧张,决不超支。

然而,也有一次例外。

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,母亲病危。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,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

除了任务重、路途远外,就是缺钱。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,几乎没有余钱。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,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。

当时,买不起布,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。儿子张健全回忆:“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‘含氮量’的字样。”

张富清也一样,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。1978年暑假期间,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、晒辣椒挣钱,攒了9块多,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。也是从那时起,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,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。

在三胡时,他全家住一间小屋,只够放一张床,“挤哒全家”(恩施方言,全家挤在一起),门勉强能打开,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,下雨时再搬到屋里。

后来生活好了,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。逢年过节,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,到饭店聚餐,他总是先约法三章,规定钱数,不许铺张。

如今,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。当年的同事,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,一楼租给了商户,环境嘈杂,他依然觉得挺好。

除了生病去医院,他从不坐出租车。他说,来凤县城小,到哪儿去,就慢慢走。截肢以后,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,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。

“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,

更不能添麻烦”

2012年4月,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脓肿,多地治疗不见好转,医生最后诊断,必须高位截肢。

“不截行吗?”

“您要腿还是要命?”

“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,截了肢怎么干啊!”

“您都离休那么多年了,还有什么事要做?”

“我虽然离休了,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。我认识的人多,大家也信任我,能帮上不少忙呢……”

“战争年代腿都没掉,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!”从手术台上下来,张富清暗自伤感,“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?什么都干不了,还要拖累子女?”

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,张富清依然乐观,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,积极配合治疗。伤口刚愈合,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,先是沿着病床移动,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。

“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,更不能添麻烦,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。”张富清说,“我必须重新站起来,至少做到生活自理,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。”

一开始,掌握不好平衡,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,头上经常磕出包,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。有一次,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,扶墙站起来时,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。

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,经过近一年锻炼,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,上楼下楼,上街买菜,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,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!

说起张富清“不给组织添麻烦”,来凤县建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。

“去年,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,需要植入人工晶体。手术前,我特意叮嘱:张老是离休干部,医药费全额报销,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。”李甘霖说,“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,也选了同样价位的。”

“为啥不选个好一点的?”

“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,就选了。”张富清说,“我都休息了,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,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

无论做任何事,张富清总是先从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。从他读的书、看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,他虽居陋室,却视野开阔、格局很大。他的心,紧贴着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梦想。(转自《解放军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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